联席会议、行政协议、联合制定政策文件等形式已在实践中得到充分运用，从中提炼共性规则是可能的。
客观价值秩序的本质，是政治系统借助基本权利实现对社会的调控。对国家建构的过度强调，则可能会挤压社会自治和个体自由的空间。
现代宪法诞生于这两种观念的共同作用之下，自然也蕴含着社会与个体的二元对立和内在紧张，这为日后宪法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埋下了伏笔。再次，功能分化的视角可以在实践中指引规范的适用。参见李猛：《社会的构成：自然法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第87页以下。所谓社会自由，即每个人的自由都以他人的自由为实现的前提。依靠政治推动实现基本权利的保护，更多是以基本权利保护的社会效应作为出发点，为的是达到政治系统调控社会之目的，而非单纯强调个体自由的扩张。
基于这一思路，本文首先在现代宪法范式变迁的背景下，探讨现代宪法的功能转型及其社会原因，以揭示中国宪法所面临的时代之需。最后，引入功能分化的系统视角，可以将政治系统的国家干预或国家保护义务引入到基本权利的保护中，为我国宪法中大量存在的国家保护之规定，找到付诸实践的标准。前者指的是国家不得过度干涉人权，非经法律程序不得限制和剥夺人权。
[2]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为心理盲盒的不可知性。第一种可能是惩罚过轻，行为人并未受到实质性影响，也难以对社会大众产生威慑、教育作用，因此无法遏止违法行为。要防范规则不合理造成的全民违法现象，治本在于治法，完善正当程序为其辅助。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惩罚力度不足，未能通过行政处罚达成权利与义务的协调。
先前被作为道路交通领域非现场执法依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也只是一部规定实体内容的法律，并未对道路交通执法程序进行系统的规定。2.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视角 不同社会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权利义务观念。
这是因为，法律不可能也不应该强迫一个人永远做到最好，即我们无法要求每一个人都理性，只能够为理性人生存创造出必要的条件。当然，宪治不限于宪法规范，而是从整个法秩序、法体系的视角入手。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大数据时代，这一问题的解决迎来了新的契机。传统的中国社会，一直致力于道德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49]那么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一重要命题关系到法律规则的产生、法治文化的建设，甚至关系到法律信仰的塑造。
基于公权力的性质，对国家机器的提防与克制是有益的。调查显示，当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0.02%时，车祸风险开始增加，达到0.05%时车祸数量激增，在0.08%到0.1%时车祸量会达到峰值。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阶层才是法运作的空间，传统的统治方式是人—法—人。探究全民违法的产生缘由，最终还需要回溯标准制定的过程。
[30]参见皮勇、王刚：《我国宪法人权保障立法的发展与刑罚制度的进步》，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3期。[33]参见杨东升、刘恺：《论行政处罚主观过错归责原则——〈行政处罚法〉（修订二审稿）第31条评析》，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除了我们惯常所提及的超速、闯红灯、未打转向灯、压线等违法行为外，全国交通违法中，排名前四的违法行为分别是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无证驾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等。事实上，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这一问题将会是大有裨益的。
换言之，全民违法主要指的是行政相对人较为普遍的交通违法行为处罚。[27]其三，其结果的作出过程往往无法裁量，可能会忽视公平价值。其中，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了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结果的，不予行政处罚，该款原本是被放在修订前的《行政处罚法》第27条依法从轻减轻条款中的，其得以独立规定，释放出了这样的信号——我国正尝试把危害性评价纳入处罚逻辑，一改以往业已形成应予处罚结论后再考虑是否有额外免责因素的做法，力在预防执法中架空危害性评价的情况。实际上，在道路交通管理领域，就起码存在安全与自由两种目标，人们关注的并不是两者的对立，而是如何在一个整体的社会中达成两者之间的和谐与平衡。然而，在讨论的过程中，不免会有上述过渡情形等混入其中。当然，全民违法并不局限于道路交通管理领域，笔者仅选取这一视角下的全民违法，一是由于全民违法在这一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二是在于由具体的领域切入，更能深入分析全民违法产生与形成的机理。
然而，现实中，行政机关缺乏对行政处罚危害性的说理，即使这是对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的基本要求。对于第二个问题，同样很难给出肯定答案。
同时，该条规定虽然明确了评估的主体，但对于评估的期限（仅规定为定期）、评估的标准、评估的效力等重要内容仍然缺乏安排，留待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填充。这是因为，人们早已达成这样的共识：人权是人根据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与法律权利不同，它并不能被法律随意褫夺。
倘若行政处罚不符合我国宪治的要求，它就不具有合宪性，从而失去了正当性的根据。[37]然而，当出现普遍超速的情况时，人们就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该路段安全通行可达到的时速是否明显大于交通法规所要求的时速，倘若答案为是，我获得的权利就将显著小于我履行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关系已被打破。
[46]与之相似，定期、阶段性的设备设置审查也需要符合法制和技术两方面的要求。后者指的是国家在面对人权时必须积极作为、充分保护。就西欧来说，法律诞生于国家与社会两分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根植于阶级分化之中，西欧的统治方式可以被总结为法—人—法。这些规定，是对以往《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规范的发展与延伸。
该条款弥补了此前《行政处罚法》的阙漏，反驳了只要当事人实施了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行政机关就可以予以处罚的观点。那么，全民违法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全民违法又为何会在近年来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只有找到全民违法的产生原因，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管道。
[47]现实中，自动化行政下存在大量的异地行政处罚，行政相对人可能因为罚款金额较低，认为事后向违法行为发生地管辖机关提起异议不经济不值得，最终导致影响了相对人的陈述、申辩等权利。全民违法现象的出现，对制定规则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参见蔡宏伟：《作为限制公权力滥用的比例原则》，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基于法秩序的一致性，公权力机关行使权力必须受制于宪法价值与宪法精神，行政处罚当然也不例外。
这又可以被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惩罚过重、过泛，导致原本应该规制极少数违法公民、作为道德底线的行为规范面向的主体过多，缺乏社会认可度。注释: [1]参见《全国交通罚款高达3000亿。具体来说，设定指的是创设，指创制先前从未规定过的内容，规定则指的是在上位法已经设定的行政处罚的范围内进行具体规定。[6]因此，全民违法现象的产生，同样可能是一种规则建立后的过渡情形，并不意味着规则本身的失败与谬误，以历时性的角度考察，其不会造成持续性的全民违法。
质言之，全民违法的出现，表面上看是行政处罚的失灵，实际上它暴露出来的是行政处罚可能有违过罚相当、比例原则，根本原因又在于违法成本评估工作的不足，应将危害性评价真正纳入行政处罚制度，以确保行政处罚能够恰如其分地解决和回应实践的挑战。质言之，缺乏认同的规则难以形成良好的法治生态（详后）。
就像笔者于本文中已经论证的那样，根除全民违法，最关键的就是解决规范设定不合理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依赖于违法成本评估机制的构建。摘要: 当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对人较为广泛时，可能会呈现全民违法的现象。
[45]参见胡建淼：《行政处罚法修订带来行政执法的新考验》，载《学习日报》2021年3月3日，第2版。这样来看，全民违法可以被抽象为一个关系式，即我们为特定的人群实施某种行为确立了一定的标准，最终却并没有导出我们所设想的结果。